二十多年前，中学生温睿骑自行车上下学，游弋在城墙下的街巷里。他每天的路线是固定的：从和平门里的家出发，沿城墙根，经下马陵，过文昌门、碑林博物馆，穿三学街、湘子庙街，最终抵达朱雀门里的学校。

迎风骑行，少年的心中掠过千年——仿佛能听见汉武帝策马的蹄音，瞥见唐代士子挥毫的衣袖，触摸到历史遗迹的温热脉搏。

如今，那个城墙根下骑行的少年，已成为我国科技考古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不再止于感受历史氛围，而是用科技之光，拨开时间迷雾，还原历史本貌，解析文明密码。

让我们走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安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温睿的故事。

“把专业和兴趣结合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

怀着“去外面看看”的执着，1998年，放弃保送机会的温睿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大学几年，这个从古城走出的青年，一边学专业知识，一边走遍了合肥的博物馆，并将踪迹拓展到周边湖南、江西、浙江几个省份的博物馆。溯源这种对历史的偏爱，温睿用一句“从小在西安长大的人”带过。正是对历史的这份浓厚兴趣，冥冥之中将他引向了未来之路。

温睿说变兴趣为志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记者 刘雪妮 摄）

决定考研后，温睿却在未来专业方向的选择上陷入了迷茫。这时，身边的师友给他指了一条路——科技考古。巧的是，在温睿读大二时，即199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我国首个科技考古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后来，成绩优异的温睿被保送为该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科技考古学家王昌燧先生。

从化学到考古学，巨大的跨越没有让温睿退缩。相反，在发现问题和不断实验验证真伪的过程中，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陶器陶片是考古遗址、特别是史前考古遗址中最常见的遗物，根据胎体原料和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夹砂陶比较厚稍显粗糙，一般用作炊煮器；泥质陶因为质地比较细腻，一般用作盛器。温睿的首个研究课题就是围绕泥质陶和夹砂陶的导热性能和热稳定性展开的。

温睿（右一）与学生讨论不同时期青花瓷的特点（受访者供图）

“当你用科学的方法和定量的数据证实了一个问题，并且发表了学术论文，将自己的研究变成了学术界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成果，这对于研究生时期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读研时光，温睿笑意渐浓：“把专业和兴趣结合在一起，变兴趣为志业，是一件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事情”。

“科技考古让我们手中的火把更加明亮”

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时，温睿听从导师建议，将目光投向考古学科的诞生地欧洲，申请读博士。后来，温睿选择去牛津大学继续深造，“因为牛津大学有全世界最早的科技考古实验室之一——考古学和艺术史实验室”。温睿是该实验室培养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

“镇瓷在唐宋，不闻有彩器。元明来，则多青花。”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青花瓷开始成熟，并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远销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青花瓷的“青色”来自于钴料。“钴料最早由西亚地区传入中国，元代青花瓷的成熟，离不开钴料的引入和创新。”温睿解释。

在实验室工作的温睿（受访者供图）

学界普遍认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陶瓷体系，一个是中国陶瓷，一个是伊斯兰陶瓷。从读博期间开始，从钴料成分研究入手，温睿对两大陶瓷体系相互影响和联系的一系列相关研究，首次揭示出中国色彩陶瓷发展的三次高峰及其与丝绸之路兴衰的密切关联，相关研究成果被列入牛津大学考古专业必读论文清单。他博士期间的论文《中国景德镇官窑元明青花瓷的钴料成分研究》，证明了14世纪中国陶瓷技术已建立完整跨区产业链——这正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该论文一度创下《科技考古》杂志创刊50多年来下载量之最。

2011年博士毕业后，温睿进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工作。从学生转变为教师，面对学生“学考古究竟有什么意义”的灵魂之问，温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我们所有关于当下的认知和关于未来的预测，都是基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没有考古学，人类就像是在无涯的时间荒野中孤独前行的旅者，既看不到来路，也看不清前路。而考古学就是旅者手中的火把，让我们知晓来路，从而照亮前路。科技考古，可以让我们手中的火把更加明亮。”

不断抵达“未知之境”解读文物背后的密码

在西北大学工作这十多年，温睿手持科技考古的明亮“火把”，除了陶瓷领域的研究外，还专注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玻璃、有机残留物，不断抵达一个又一个“未知之境”。

温睿介绍，在玻璃吹制技术出现前，玻璃主要用作装饰品，尤以玻璃珠最为常见。因其体积小、重量轻、价值高、易携带、传播快等特点，玻璃珠被誉为 “古代交流路线与贸易网络的示踪剂”。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玻璃是自西向东单向传播的——西方传来的是钠钙玻璃，中国自产的是铅钡玻璃。

温睿（右一）与同事在考古发掘现场观察遗迹迹象（受访者供图）

然而，温睿团队通过科技考古手段，对丝绸之路沿线50余处遗址出土的23000余颗玻璃珠展开系统分析，厘清了玻璃珠传播路线的历时性变化，首次揭示中原地区铅钡玻璃向西传的历史进程。该团队以新疆石人子沟与胜金店遗址出土玻璃珠为例，分别从人群交往与贸易互动角度，阐释了中原玻璃珠西传的模式，实证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文化影响力，相关研究发表在《文物》上。经过长期积累，团队已建立起一个包含超过2万件样品、10万条数据的中国古代玻璃珠数据库，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有机物残留研究领域，温睿团队攻克了提纯与除杂两大难关，解决了潮湿环境、酸性土壤、经历高温过程等复杂条件下有机残留物的鉴别难题。缘于这些突破，温睿团队受邀参加了三星堆的研究。

两年前，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上，温睿公布了团队科技考古成果：根据有机残留物分析，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动物脂肪的存在，部分样品的蛋白质组学结果显示出猪、牛两种动物的存在。团队据此推断，三星堆祭祀选用的祭品很有可能是黄牛和家猪，与中原地区高度一致。祭品一致说明礼仪制度趋同，从有机残留物的视角佐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2018年，空港新城岩村秦墓出土的铜壶里，保留着液体。温睿用科技考古手段，测出液体含量比较高的是氨基酸类物质，还有少量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确认其的确是“千年陈酿”。在对各种酒类残留物的研究中，温睿逐渐还原了古人酿酒的配方、工艺，发现有趣的古人会在其中加入蜂蜜、水果之类的原料去调制风味。“古人对口感、香味都有讲究，论情感的丰沛、爱好的多样，古人和我们是一样的。”

在实验室里，他破译着三星堆泥土中几乎消散的分子信息；在讲台上，他点燃着年轻学子心中的求知之火；在国际学术界，他展示着中国考古学的自信与担当。

温睿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从上世纪20年代，李济等人将世界前沿的考古学理念和方法带回中国，到现在考古学日趋成熟多学科交叉发展，只有培养年轻力量持续推动考古学发展，才能遨游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诠释清楚中华文明“来路”。他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培养高水平人才，要相信我们的老师，相信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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