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两年多的冲突之后，以色列与哈马斯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停火协议，迎来了难得而宝贵的和平契机。尽管从当前形势来看，停火协议的持久性仍存不确定性，巴以之间实现长期和平亦面临诸多挑战，但该协议的签署能够极大缓解加沙地带进一步冲突的风险与人道主义危机，并为未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及经济社会重建开辟新的机遇。

阶段性停火协议之所以能够迅速达成，主要缘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内部对和平与停火的强烈期待。在以色列国内，过去一个月中，民意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停火的呼声逐步高涨。尽管多数民众仍然倾向于支持在加沙地带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但社会内部关于战争能否有效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质疑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众开始呼吁有必要调整战略与战术路径，尤其是将尽快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员视为首要的战争目标。

哈马斯同样迫切希望停火的实现。经过两年多的冲突，哈马斯虽在加沙地带仍保有较为坚实的组织网络，但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作战体系。同时，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海外的巴勒斯坦政治团体均承受着严峻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压力，需要借助停火来休养生息。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持续加剧，也对哈马斯的统治构成了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核心诉求。对于以色列而言，通过该协议迎回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员并交还相关遗体，乃是国内主流呼声与关键诉求。通过停火协议，哈马斯承诺在协议生效后立即启动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及遇难者遗体的相关工作，此举能够极大缓解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压力，并满足被扣押人员家属及相关社会政治团体的诉求；对于哈马斯而言，停火协议的达成将促使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从部分关键区域撤离。同时，以色列承诺释放部分被关押在以方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员，并开通若干边境口岸，允许更多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在此背景下，哈马斯得以获得喘息之机，并着手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政治与军事重建。

应当指出的是，当前的停火协议，虽基于美国不久前提出的“20点方案”，但其主要内容经历了较大修正，尤其是在哈马斯未来在加沙地带政治与安全机制中的角色问题上，哈马斯保留了核心意见，很可能继续在未来的加沙地带发挥重要作用，而不会简单地自我解体或解除武装。

停火协议的达成，恐怕并不意味着巴以持久和平的出现。在以色列国内，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可能会继续阻挠协议执行。在过去的两年中，每当重大政治决策之际，以色列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往往主张采取更激进的回应政策。2023年10月以来，每当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展开斡旋、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之时，相关右翼政党往往出面阻挠，并以退出政府相要挟。比如2024年4月，右翼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政党领导人、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就威胁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将从执政联盟辞职，导致总理内塔尼亚胡搁置了该协议。2024年6月2日，斯莫特里奇和国家安全部长、“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公开威胁，如果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停火计划，他们将辞职并导致执政联盟崩溃，强调必须先摧毁哈马斯。2025年1月，本-格维尔多次威胁，如果内阁批准停火协议，“犹太力量党”将退出政府。1月19日为抗议以色列政府接受停火协议，本-格维尔正式辞职，致使以色列执政联盟一度濒临解体。即使当前以色列安全内阁能够通过停火协议，迫使极右翼政党暂时接受停火，但是未来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谈判中，以色列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必然更加巨大。

停火协议在短期内应会获得执行，但是以色列国内主流舆论仍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并自我解体，而哈马斯则希望继续保持在加沙地带的主导地位，反对任何旨在边缘化其政治角色的战后主张。未来涉及加沙政治机构重建、经济战后恢复、人道主义物资进一步开放，以及边境口岸进一步开通等敏感议题，恐怕会再度增加冲突风险。未来的对话与谈判，涉及巴勒斯坦内部派系关系、以色列国内政治，还将受到埃及、约旦、卡塔尔、土耳其、美国、伊朗等外部力量的影响。因此，单纯通过停火促成长期和平，恐怕仍非易事。

但无论如何，经过两年多的冲突，以色列与哈马斯终于在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斡旋下达成了停火协议，冲突暂告一段落。和平若想长期维持，还需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派系、国际社会以及地区国家共同推动。（作者是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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