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出生于1927年，师从贺麟、汤用彤、侯外庐、任继愈等学术大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7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及学术领导经验。2022年是西北大学建校120周年,也是张岂之先生在西北大学从教70周年。70年来张岂之先生以为师之道,为学之道,为人之道陶冶激养了一批批后生学者,无愧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典范。

跟随张岂之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

199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至今还记得收到方光华老师(时为张先生助毛)来信时欣喜若狂的情形。方老师告诉我初试已过，要求寄送一篇论文习作代替复试。那一年报考张先生的人很多，其至有不少来自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而我对自己的初试答卷并不十分满意，当时紧赶慢赶，竟然到最后两分钟才匆匆完成。所以感觉自己应该难以录取，其至已着手准备毕业留校的各种手续。能够通过考试，实在有点意外。入校后才知道，那一年张先生对大家的考试情况比较满意，向学校申请追加了录取名额。我一直认为，我对应的很可能就是那个追加名额。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图书资料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思想所拥有以张先生为带头人，以刘宝才教授、龚杰教授、任大援教授等知名学者以及方光华、张运华、谢阳举、梁涛、张茂泽等青年才俊为骨干的研究队伍，师资力量相当雄厚。张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希望我们在博士生阶段得到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等方面都能打下牢固的基础。我们也在张先生指导下投入到系统的学习中。

张先生强调思想史的学习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避免从概念到概念、就思想谈思想的抽象演绎。他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路径，认为中国思想史首先是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思潮往往集中反映出某一时期社会组织、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要在社会演进视域中把握思想发展的动态历程与前因后果，做到历史上逻辑的统一。张先生要求我们泛观博览，既要通读中国思想史的基础文献，又要熟悉政治、经济、法律、民俗等方面的社会史史料。记得入校不久，我重读《史记》后略有心得，将读书笔记送呈张先生请教。张先生先是指出对社会史了解不深、对学术史整体脉络关注不够等问题，接着又由此引由，饶有兴趣地谈起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所体现的历史思考、《伯夷列传》对德福关系的思考及其社会生活背景、《天官书》《律书》《历书》所反映的先秦秦汉知识背景。张先生娓娓道来，思路开阔，带领我们在思想中与社会史，知识史之间纵横驰骋，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思想中与社会中，学术史研究相结合、与多学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了初步体会。

张先生还要求我们重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演进史。历代思想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具有重道德伦理、重政治哲学、重辩证思维的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文明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理论思维高度。只有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思想史。张先生曾经先后就读于北大、清华哲学系，熊十力、汤用彤、贺麟、任继愈等学术名家的理论素养及其会通中西古今的治学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张先生。张先生看到同学们在逻辑归纳、理论思维方面的不足，要求在研读中国哲学经典之外，加深对西方哲学原著的学习，甚至还专门给学生写信，推荐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等著作。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很多师兄弟都非常关注理论素养的提高，激发出研读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情，甚至自发组织了西方哲学史方面的读书会。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96年秋冬大家一起研读胡塞尔《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性导论》。在参与读书会的过程中，我既收获了理解“意向性”“前见”“悬置”等范畴时的喜悦，也不免感受到徘徊在现象学理论迷宫中的无奈。在张先生所塑造的兼收并蓄、视域融通的学术氛围影响下，思想所师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视野的展拓，还是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都呈现出注重理论思维的特点。

张先生要求我们在思想史学习研究中既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同时要关注新出文献。他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教材，也在断代各编下开辟“思想史料介绍”专章，为初学者指示门径，引导学生在明辨文献流传演变中把握思想史问题。具体到博士论文的指导，张先生要求我们在确定选题之后，尽可能系统完整地搜集原始资料，并纂次为资料长编。他要求我们力戒凭空议论、过度引申和发挥，强调只有在史料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得出切实可靠的结论。这些指导看似平常，但又是事关研究路径与学风取向的大关节、大根本，张先生希望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树立笃实严谨的学风，为未来的学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当时新出土的郭店简等文献，张先生也要我们密切关注其思想史内涵，并请当时他所指导的博士后，出土文献研究专家廖名春教授为我们介绍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动态。这些学术活动，使得我们对出土文献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大大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张先生还强调思想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学术创新问题。他在谈话中说道，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握好现实世界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有强烈关怀与深入思考。我们对今天的现实世界认识得越深，对古代就理解得越透。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古代，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华古代文明穿越时空的宝贵价值。从历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在回应不同时代现实要求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创新的。今天我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必须具备现实关怀与创新精神，在深刻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转化为与我们时代相衔接的思想文化。他告诫我们不能为古而古，而要融通古今，在传承、创新、发展六个字上下功夫。张先生回顾总结治学与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出了兼和、守正和日新的理念，其中的“日新”，便是倡导学习研究过程中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这也是张先生的一贯要求。

几年前，在《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上我深有感触地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特出之才，他们思想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思维敏锐，见识卓越，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准社会的问题，引领学术的方向。同时，他们具有超凡的人格魅力。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批学者，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交流与合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与方法，形成了引领前沿、开拓进取、日新不已的学术共同体。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特出人物。数十年来，张先生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基地与依托，在致力于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群体，为中国的学术与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成为这个学术群体中的一员，在学习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关键阶段，，得到张先生多方面的指点。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对我的学术观念和研究取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儒学即人学——张岂之的儒学思想史教学和研究

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滋养了成千上万的思想史爱好者，他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十五讲》等务种著作被外译为英、法、韩等多种文字，影响世界。他从事教学工作70年，培养了中国思想史专业硕士生以上高级专门人才数百名。他带头从事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几十年，多次做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孔子和孟子等儒学思想的学术报告，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和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结合，紧扣时代脉搏，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如小草之绿大地、护大树，忘我奉献，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华文明发展繁荣服务，富有鲜明时代特征，是张岂之治学育人的特点。这里仅就其儒学思想史教学和研究作一简介。

在张岂之看来，儒学是人学，儒学的人学思想从理论上彰显了人的社会性和文明性。

儒学是人学，是研究人成为人、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学问，包括天人合一的仁义道德世界观、人性修养论、文明教化论等内容。关于儒学的人学性质，张岂之撰写《论儒学“人学”思想体系》一文，进行了专门论述。他提出，从儒学形成看，儒学即人学。作为儒学创立者，孔子以人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史上系统论述了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人的问题，建构了人本的思想体系。从社会史角度看，儒学正是汉族形成时期创造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学最初提出“人格”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废、勤劳勇敢等美德，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孔子解释“仁”即“爱人”，这一解释的特点是:仁不是祖先神崇拜的出发点，而以人的理性为基点;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起点;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这反映了儒学既根源于华夏文明史成就，有宗法社会特点，但其人学思想的理论意义，又超越了特定的时代。比如，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明人能发现和阐明真理;在真理与人之间，人是认识的主体。这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同样的。再如，孔子强调，人们做道德高尚的人，要靠自身修养，从我做起。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将自我修养看成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把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修养的目标。这种从我做起的道德修养论，成为儒家人学的思想核心。在儒学思想史上，这个核心始终没有变化。还有，孔子说“君子喻干义，小人喻干利”。照他本义，如果义利统一，则利口取要是丢掉义只顾利，那是不为的。总之，人的一切言行都要遵照道义规范，不能任其所为。这种观点提高了人的价值，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

孔、孟、荀等儒家学者赋予文明以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的新内涵，这是我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创造，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史进程。早期儒学提出文野之分，区分文明和野蛮，提倡文明，反对野蛮;提出文质彬彬的修养理论，要求内在修养和外表礼仪有机统一;提出和而不同等命题、中唐之道等概念——这些都是新时代有积极价值的精神财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既需要近代契约精神、法律制度，也需要儒学提倡的人性自觉、道德约束，需要相应的文明教化，需要有道德的人。以文明为主轴的人学，可以继承而目应当继承;特别是其中关于文明的理性培养精袖，种种理论思维成绩，可以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文明等提供历史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道德理想人格、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等理论，比较全面深刻，经过几千年的长期道德实践，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值得今人珍惜。这比只是单纯树立先进人物榜样，有更加深厚的历史十壤和理论说服力，人格感染力。

儒家文明的理论思维，在孝亲敬老一有集中体现。既不局限于宗法血缘限制，也不纠结于“孝”的礼仪形式，而是努力追溯“孝”德的理性基础，即仁义道德。儒家认为仁义道德是人性的核心内涵，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相异点。孔子、孟子还将仁义道德的心理表现，简明概括为“仁者爱人”，凝练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醒目指点给人看，让人反思、提高。儒学的文明观要求人们生产生活中，始终都要有一颗仁爱心。孝亲敬老只是仁爱心在对待家人长辈处的表现，这些在今天依然很有积极意义。

我心清似水晶盘——写在张岂之先生西大从教70年之际

自从1978年进入西北大学读研，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老师张岂之先生，从教七十年，年庚九十有五，超越耋耋，年近期颐，是我终身的学术引路人。

与学校结缘，是先生一生最幸福的事。不论是南通的城北小学，还是汉中的北师大附中、重庆的南开中学，每当他谈起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和跟随过的老师，都充满了感情。我去南方出差，他都嘱我一定去找找汉中的北师大附中的旧址和参观重庆的南开中学，还送给我他写的回忆汉中北师大附中生活的散文《烛》。20世纪50年代初，他成了西北大学的教师，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七十年如一日。

早在7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我就听过张先生的课，考入研究生之后，更得到其系统的教诲。记得研究生刚刚恢复招生时，每个专业学生都不多，但张先生上课，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第一学期，张先生为我们开了《古希腊哲学》，记得是一月的一天，天气特别晴朗，刚刚吃过早饭不久，先生便已来到教室，只见他身着朴素的蓝布制服，清癯的面容，颇有学者风度。他拿出几页稿纸放在桌上，然而并不看，就开始讲起来。那次讲的是《巴门尼德篇》，柏拉图“相”(理念世界)的范畴，他讲得细致入微。秋日的阳光从窗子斜照进来，房间里暖融融的，我们随着先生的思路，完全沉浸在抽象的思辨当中，虽然有些内容当时还不能充分理解，但却感受到知识的滋养。可以说，正是怀着对“理念”探索的渴望，先生把我引入思想史研究的正途。课后，张先生从提包中拿出一沓已经发黄的稿纸让我们看，那是他在北大上学时读柏拉图的笔记，浅红格子的稿纸上，淡淡的蓝色字迹，显得古朴好看。可以想象，经历了十年浩劫，这些笔记保存下来是多不易。

那时候，张先生也经常给本科生上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中文77级上的《中国思想史》。那是在生物楼的大阶梯教室，里面坐得满满当当，他讲《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让大家忍俊不禁。若干年前，我遇到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当年中文77级同学，他说，“张先生的才学与风度，对我们后来的几十年都有着深刻影响”。

上课，或许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它却给我留下四十年不灭的印象。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影响到自己，把授课这件“小事”，用较大的力气来做。尽管在当今学术评价体系中，这是不太“划算”的事情。十几年前我访学德国，有一个学期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与一位德国教授共同开设“中西哲学”研讨班，虽然只有八九个学生，但他们对“中国教授”的讲课留下“很深的印象”，听到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完全是先生对我言传身教的结果。

关于教学，张先生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工作以及教师和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学相长，是人文学术研究永不枯竭的源泉之一。可惜，现在综合大学的文科骨干教师有不少人没有充分时间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需要给他们以时间和空间”。这些话应该引起重视。在张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后来(1993年起)在西北大学试验给各学科(文理工)研究生开设全校公共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这在全国综合类大学中是首例，受到国家学位办的表扬，也给学校带来了良好的声誉。

80年代以后，张先生先后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由系主任、副校长至校长、名誉校长，但他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直到现在，仍带研究生和博士后。因此，他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张先生曾提出儒学的实质是“人学”的判断，而教育事业在张先生眼里，也是人学。作为教育家，张先生的教育理念始终围绕着人，有如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高校以人才为“产品”，因而教学和教材建设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在张先生眼里，教学非但不是与科研对立的工作，而且是有很大的相辅相成作用。他本人在80以上高龄时，仍然给硕士生上课，给本科生开设讲座。他把教学看成一种艺术，讲求一种境界。

张先生重视教学的另一个表现，是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在他的著作中，教材有独特的地位，例如《中国思想史》作为教材，就有70万字的全本和30万字的简本，以适应不同的对象，而简本并不是简单的缩写。张先生认为，教材是建立在科研基础上、反映编者学术心得的教学用书，要做到“简而不陋，论而不敏”，实属不易。他经常呼吁高校教师关注教材的编写。

第二，强调人文素质在高等院校中的重要性。从育人的角度，张先生非常强调人文学科的教育。不论是综合性院校，还是理工医农类院校，都要培养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知识分子与科学家，这是张先生多年不变的教育理念。他90年代以后在清华期间，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全国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

第三，在学生和青年教师培养中重科学素质，轻机械考核。在如何评价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水平和研究生培养成果的问题上，张先生一贯反对简单用论文篇数和刊物层级。作为衡量标准。陕西和江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过《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对研究生培养的用心所在。人的素质，是科学素质的基础，而科学素质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

1996年，张先生从校长职务退下来之后，担任了名誉校长，同时清华大学聘请他为“双聘教授”。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继续担任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同时在清华和北京的一些高校作学术报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普及宣传。同时，他也撰写和主编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九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乐此不疲集——张岂之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学习出版社，2012年)，《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春鸟集增订本》(陕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不全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18年)，《宋明理学史修订本》(上、中、下，西北大学出版

社，2018年)，《经学、理学与关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在这些著述中，贯穿着中国思想通史研究的主线，贯穿着对侯外庐学派的继承，也贯穿着张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教育七十年的理念结晶。

这里还想强调一点，就是侯外庐学派的精神，经过邱汉生先生、张岂之先生得以发扬光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侯外庐先生说，从事史学研究，就像一个石匠和拓荒人，“拓荒何乐?乐在有目标，有知遇，有知己，有成群的同伴”。侯老称自己为“一介书生”;为了理念和真理，锲而不舍，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邱先生和张先生，是这种精神的继承者。正如邱先生诗中所言，“瘦骨尚堪千历劫，我心清似水晶盘”。这是他们精神境界的写照，也是我辈一生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