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考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挖墓。

浙江考古人郑嘉励曾调侃自己“上班如上坟”，陕西考古研究院赵汗青“一年365天中，320天以上都在工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师李悦的寒暑假都在考古工地度过。

考古人说的工地，有墓地、有遗址，这里是他们的主战场。探铲是这里常见的钻探工具。

探铲，产于河南洛阳，传说洛阳盗墓者通过铲上来的深处土样来精准勘测墓葬，使得我国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阳邙山地区“十墓九空”。

如今，学会用探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凭探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这把不显眼的探铲，不仅为考古人指引着前方的道路，还在田野中探寻着历史的每一个尘埃。

每一铲 都在触摸中华文明

1934至1937年的四年间，徐旭生主持宝鸡斗鸡台三次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探究周人和秦人发展脉络的序幕，首次提出了将古史传说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路径和方法，重塑了中国历史脉络——此次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

赵汗青考古路上挖的第一铲土在山东。在当年考古还是冷门学科的年代，因为对田野与考古的向往，他第一志愿报考了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

青岛即墨区北迁遗址是他的本科实习点。该遗址于198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2007年3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即墨区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赵汗青也在其中。

发掘很艰苦，吃饭不按点、住宿很简陋。刚开始的几天，能吃上一口热饭就是莫大的幸福。

虽然学校已经配备地质测绘用的最新机器——全站仪，但是没有人会使用。使用的工具扔是传统的罗盘、皮尺、手铲，他们需要一步步丈量、一点点刨土。

前期出土的小件文物，记录出土位置仍使用传统方式，即出土的物件与探方四壁的距离。一周之后，全站仪才使用了起来，记录人骨、动植物遗存、石器、陶器等各类出土物的坐标。

所有考古发掘的辛苦，在遗址研究逐渐有了成果的时候，都已不再重要。这些出土物与滨海的自然地理环境一起，共同勾画出数千年前先人们劳作生活的细节。

考古带给赵汗青的，不仅是兴趣，更多的是收获与满足。

秦始皇陵兵马俑 视觉中国供图

“古语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觉得‘地下更有黄金屋’。考古发现的快乐，以及跨越千年和古人面对面‘约会’的特权，远比金钱、荣誉难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秦都咸阳城考古队队长许卫红在《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与城》这本书里写道。

许卫红1989年成为兵马俑坑考古队的一员，从三号坑开始“蹲坑”，2009年挑起大梁，任一号坑第三次发掘领队。

挖掘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都是考古人员的至宝。

“我们把清理出来的土全部过筛、水洗，洗土寻宝，不是为了淘金，而是寻找秦国的植物颗粒和动物遗骸；为了保护兵马俑，挖掘现场无法用电，‘桑拿天’我们坚守在湿热 的坑里，汗水湿透衣背；我们开启发掘、展出、保护的三同步模式，取得科研和普及的双赢。”许卫红说。

“一般来说，兵马俑是国宝，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有时候，我站在前广场听一些观众游客的反应，有人会说这有啥看头，不就是一群泥娃娃。还有一些人看懂了一点，说秦始皇的东西真了不得，能做出这么一大堆陶俑。”在许卫红看来，通过研究兵马俑，首先展现出来的是兵马俑的数量和制造的技术，这些表象很容易传达给很多公众，能产生一种自豪感，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

“要研究这么多的陶俑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有多少人参与制作，当时的人员调配和社会组织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问题背后牵扯到国家机器如何运行、当时的国力状况如何，以及意识形态等，”许卫红说，最后研究出来的，是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以及它与未来的联系。

考古不是挖宝，而且很多考古人终其一生，面对的也许依然是未解之谜。

就像石峁遗址，在2011年开启全面系统考古工作，十多年过去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孙周勇仍在这里。

石峁，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古城，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矗立在陕北的高山台塬之上。

孙周勇听1981年主持石峁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巩启明说，当时去石峁，食物要自备，在遗址待多久，取决于那袋面粉能吃到什么时候。

连续十多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

然而，如此庞大的建筑，谁建的、为什么被废弃、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后来去了哪儿……种种谜团，都暂时无解。

但就像2016年召开的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站在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上，非常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明！”

如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的办公室里，研究资料摆满了桌子。

这个弯弓搭箭的是哪位战功赫赫的英雄？这个骑着牛并把住牛角的又是哪位历史人物？每每翻看一张张石峁出土的平面石雕拓片，邵晶都会深深地为中华文明感到自豪。

每一步 都在丈量中国历史版图

从有“西行”的想法至今，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已坚持了31年。

1991年，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应邀来到西北大学讲学，举办了三场与大月氏有关的讲座。和现场的中国学者交流时，樋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考古的文化遗存在哪里？”

现场竟无一人回答得出。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丝绸之路”由此全线贯通。

王建新当时全程陪同樋口隆康并担任讲座翻译。樋口隆康之问，成了王建新的“心病”：西迁之前的月氏在哪里？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中国学者给出答案。

在考古队多年的发掘与坚持下，2017年5月，他们在拜松河边布下了两个探方。地表下10厘米，发现了条形石堆和人头骨。又布了几个探方，出现了20多座墓葬，密密麻麻，拉巴特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如今，该墓地发掘早已结束。随着研究成果逐步呈现，经比较研究后，考古队认为，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寻已久的大月氏文化遗存。

长期以来，长城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然而，对于长城的长度、走向、结构、布局以及时代、地域等基本特征，考古资料上却存在大片空白。

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牺尊新华社供图

2006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对我国现存历代长城资源进行调查，涉及全国15个省份的“长城资源调查”随即启动。段清波被任命为陕西长城资源调查队项目领队。

在陕西，长城遗迹主要分布在陕北榆林、延安等地。

2006年的一天，段清波率队在榆林神木市高家堡地区进行长城调查测绘。天黑了，没有食物，沙漠里唯一的通信工具对讲机也没电了，毛乌素的上空飘起了雨，一行五人，步子越来越沉重。最后是偶遇好心的油井工人才给调查队解了围。

两年多时间，段清波带领调查队员用双脚丈量了陕西境内1900公里的长城遗址。此后他又承担了甘肃省部分长城的调查任务。

由段清波组织编写的《陕西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陕西省明代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与《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等著述，为我国历代长城资源摸底与研究交出了一份准确的答卷。

2019年，时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教授逝世。

然而，他把对考古学的热爱依然留给了学生和社会——“考古重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考古学让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血肉相连。”“未来中国考古人能立足于世界考古学之林，就必须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下，思考中国文明为什么走的是这么一条路，中国文明的特征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

多年后，长城有了王生宽的足迹。他负责明长城遗址榆林市横山区创业村至吴家沟村段4185米的巡查。

2018年，横山区开始在长城沿线选聘群众文保员，吴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张子雄第一时间想到了在矿上工作过的王生宽。“他心细得和婆姨一样，能靠上。”张子雄说。

如今，中亚风沙依旧，王建新教授带领团队追寻初心的脚步未停。

多年的考古研究，他们在中亚地区廓清了月氏人的分布范围，让这支尘封已久的东方族群重现于世。虽然即将步入古稀之年，但他对考古研究却始终孜孜不倦。

每一帧 都在印证中华多彩文化

位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遗址，曾经出土了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

这件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的“龙”，形体宏大，巨头蜷尾，身体曲伏有致，用绿松石片拼合出菱形鳞纹，制作之精巧、所用绿松石之多，世所独有。

同样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嵌入的绿松石厚度仅0.1厘米，采用满镶工艺，密不透风且色泽统一，使用的黏结剂近4000年依旧保持粘合力，令人惊叹。

有专家认为，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我国在距今8600-9000年的河南贾湖一期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绿松石，开启了我国绿松石的使用历史，成为早期中原文化的象征物之一。

“对于中原及周边遗址出土的绿松石文物的矿石来源，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来自我国现代绿松石主产区，还有一些人认为绿松石是从西方来的，我们就开始做绿松石来源研究。”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先怡衡看来，这些推测都需要得到考古的证据和验证。

现代地矿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绿松石矿主要分布在东秦岭山区和祁连山周边地区，资源较为集中，与绿松石文物“漫天星斗”式的分布是矛盾的。

但这恰好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我国就存在大范围、远距离的“绿松石之路”，为我国早期人群交流和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

近年来，西北大学考古队在东秦岭山区的陕西洛南县河口、河南卢氏县竹园沟、湖北十堰市等地发现多处绿松石采矿遗址。

其中洛南县河口遗址年代在距今3900—2500年左右，跨越夏商周三代，由大大小小10个矿洞组成，最大矿洞深约40米，最高处13米。

在该遗址及周边矿洞的田野调查和发掘中，发现该古矿出土遗物丰富、开采年代较早、规模较大；出土物主要以陶器、石器工具、绿松石块体为主。

其实，第一次到河口的矿洞，先怡衡是震惊的、感动的。“你很难想象，几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在悬崖峭壁上，凿出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矿洞，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但国内却鲜有人去考察、研究，绿松石被重视的程度还是太低。”

“我的博士论文是《陕西洛南辣子崖采矿遗址及周边绿松石产源特征研究》，说实话，当时对绿松石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刻，但我认为绿松石有极强的文化属性。”先怡衡认为， 绿松石使用范围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早期文明扩展、传播的进程。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温睿研究科技考古，对古陶瓷、古玻璃的研究颇有建树，近些年对有机残留物关注较多。

他本科专业为有机化学，在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实验室攻读博士。多元化、专业化的教育背景为他从事科技考古研究奠定基础。

文物保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面具进行修复 新华社供图

“这也给我们提了醒，我们的研究应该更重视已经发掘的遗址和实物，几十年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借助最新的技术进行解决。”温睿说，这些年通过发掘出土的东西太多 了，大量普通的遗物没有经过研究就堆到了库房，这应该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历史。温睿认为，人类对未来的预期给予对过去的认识，研究过去有利于了解当下，展望未来。

“考古人还可以干什么？除了发掘，需要更多的研究，了解我们几千年的多彩文化，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借鉴。”温睿说，比如绿松石，静静地见证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秦汉、隋唐、宋明长达 9000年波澜壮阔的整个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发展历程。

前些年，温睿带领团队曾到新疆吐鲁番胜金店考察，当地遗址出土的一些珠子像是绿松石。“这也推测出，绿松石很符合当地的审美，而当地能够接受绿松石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已经超越血缘和地域。”温睿说，这也是形成国家的基础。

直到今天，绿松石仍然是中华大地上最受人们喜爱的宝玉石之一。它们被制作成项链、手镯、耳环等饰品佩戴在身上，被制作成工艺品摆件陈列在展览馆里，见证祖国的平安与富饶。

美丽的绿松石，与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瓷器、陶器等，一起在讲述多彩的中华文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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