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行者”王建新


王建新教授。本报记者 吕扬摄

2015年,王建新团队在撒扎干遗址文化层和墓葬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陶、骨、铁器(资料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5年,王建新团队在撒扎干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开展工作(资料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吕扬 杨露雅 实习生 高立 薛文瑞

7月25日,记者走进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建新的工作室,看到的是靠墙的书柜里满满的书,闻到的是淡淡的茶香。不同于大漠的驼铃风沙,简约朴素的工作环境彰显着学者的风范。

“开展境外考古,掌握一手资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声音!”王建新说。

疫情下虽出行困难,但并未影响王建新的学术研究。搞学术的人,怎么会让自己闲下来?两年来,王建新团队发表了多篇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论文,正准备将相关论文成书发行;结合多年的考古发现,继续加强丝绸之路路网遗产研究;推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和中亚相关国家联合建立考古基地……

目前,王建新团队的几名成员正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根据规模、时代推测,这个遗址极有可能是月氏王陵墓。若此发现被证实,将是丝绸之路考古的又一项重大发现。

■ 揭开月氏文化神秘面纱

2000多年前的西域,曾经生活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月氏。在西汉时,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中亚,从此被称为大月氏。由于文献对于月氏人生活的地理位置阐述存在不同观点,使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民族及西迁中亚后的历史成为谜团。

2100多年前,张骞率领使团从长安出发,寻找西迁的游牧部落大月氏,经过10年的艰苦历程,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西南部至乌兹别克斯坦中南部),到达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南部)。

月氏西迁中亚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人群和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月氏研究成为国际历史学、考古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我国考古学者虽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是难以明确建立文献中的“月氏人”与具体的考古学遗存之间的联系。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从2000年起,王建新团队开始了从甘肃到新疆持续20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尤其是在国内首次对东天山北麓规模最大的一处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开展考古调查。经过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王建新团队确认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纠正了长期以来将该区域置于河西走廊西部的误解,使尘封2000多年的月氏文化逐步揭开了神秘面纱。

对于西迁之前月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分布地域,国际学术界至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寻找和确认西迁中亚后的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将其与东天山地区的游牧文化遗存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实现两者的互证,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王建新说。

今年69岁的王建新,对30多年前的一场学术报告会记忆犹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学术报告,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樋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那一刻,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王建新被深深刺痛了。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楚月氏的历史踪迹,让我觉得非常惭愧。”这让王建新坚定了把寻找和确认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课题研究切入点的决心。20多年过去了,虽然一头长发已灰白,但王建新初心不改。

“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等方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王建新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

■ 跨越2000多年的“对话”

20世纪90年代,王建新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期间,在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回国后,是继续在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适区”收获果实,还是另起炉灶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王建新最终作出了决定——“既然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一定要走出去,那我就带头吧。”

从此,一支由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专家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进了茫茫戈壁,将寻找月氏人的文化遗存、探索丝绸之路沿线人群迁徙交流的历史进程作为学术追求,开启了知识报国的全新研究领域。

“中国考古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主要是在研究农耕文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月氏是游牧民族。我们要研究月氏,必须探讨研究游牧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王建新说。

在东天山实地考察多年,考古队总结出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及其和岩画、墓葬同时存在的特征,形成了居址、岩画和墓葬“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方法。这一游牧聚落考古理论,打破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传统认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游牧文化考古学术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此后,考古队在东天山地区几乎年年有新发现,并初步确认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就是月氏的遗存。

在东天山考古工作逐步深入的同时,王建新将视线转移到了天山西端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但中国在中亚国家开展考古工作,没有先例可循。

2009年6月12日至27日,王建新对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考察,初步了解了两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与两国多家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为开展中亚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3年12月,在陕西省专项经费的帮助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组成10余人的中乌联合考古队。

2016年底,已经在撒马尔罕西南撒扎干遗址进行了两年多考古发掘的中乌联合考古队发现,这个遗址属于康居文化,而康居国和月氏国属于同时期的邻国——康居在北,月氏在南。

“这就需要我们再往南面去选点,为第二年的考古发掘作准备。”考古队的梁云教授说,“当时我们派了两名队员去撒扎干遗址南面拜松区拉巴特探寻遗址点,但结果并不理想。”

就在考古队准备离开的那一天,奇迹出现了。考古队要离开,必须到拜松区坐火车。拜松区是个小盆地,因为游牧民族聚居地应该靠山,所以考古队队员此前已在山边探寻了几个地方,但没有任何收获。临走前,梁云提议到拜松河边再看看。“我们突然发现河床的断面有灰层,灰层下有人骨。顺着河流往南走,我们又发现了大面积的人骨和陶片。我们和乌方同行一起对陶片进行初步分析后,确认就是月氏时期的。”梁云说,这个重大线索让辛苦了两年的考古队队员们无比振奋。

今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组织专家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相关项目进行了结题综合绩效评价。由西北大学承担的“天山地区古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项目,被评价为“在填补古基因组信息缺环及演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体现出创新性,带来许多此前未发现的新证据,重塑对天山地区古人群演化过程的新认识”。

该项目由西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的分子古生物学研究团队与王建新团队联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这是我国首次主导开展国外区域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系统揭示出乌兹别克斯坦人群自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遗传结构与遗传连续性,为进一步理解天山东西部以及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的迁徙与融合历史提供了重要遗传学证据。

■ 建立中国“丝路考古话语体系”

“十年磨剑剑锋寒,执着西域域外无。古道何人建新言,披波白发迎风散。”2019年6月19日,西北大学一位老师写下这首小诗,表达了对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对丝绸之路考古重要意义的超前认识和在学术上孜孜追求的敬佩之情。

“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是西北大学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王建新表示:“经过20多年的考古实践,我们在以东天山地区为重点的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由于有这样的积累,在中亚考古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些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区域内,新发现了不少古代游牧聚落遗址。这表明在游牧考古研究领域,我们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国外学者。”

2019年2月22日,由西北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展。

展览在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专家和学界的一致好评,乌兹别克斯坦多家媒体对展览进行了跟踪报道。中乌两国考古学家对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揭开了2000多年前中国和中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画卷。

中国考古学家在潜心科研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为当地人民带来福利。

“考古工作不仅是要获取科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而且必须要做好文物的保护、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在中亚地区考古工作的历史过程中,很多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未进行回填保护,满目疮痍。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坚持对考古发掘现场认真进行回填保护,这一举措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王建新说。

在撒扎干大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王建新团队还首次采用了文物保护监控大棚,对当地文物保护技术和理念有所促进。通过这项工作,不仅将考古队在东天山地区创立的古代游牧文化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在中亚地区进行了实践、验证与完善,而且也推动了中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

自中亚考古工作开展以来,考古队始终执行人才培养、遗址保护、考古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模式。考古队培养的98名硕博研究生中,不乏来自中亚的学生。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苏河,是王建新指导的第一个外籍博士。他说:“中国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指导我,还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文物保护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从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大爱无私。”如今,苏河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20多年过去了,发丝从乌黑到灰白,69岁的王建新却从来没想过休息。他已经规划好了丝绸之路考古未来10年的工作。“在继续做好中亚考古的同时,走向南亚、东北亚……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他说。

原文链接:https://esb.sxdaily.com.cn/pc/content/202208/22/content_792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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