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的遗址要放在整个区域内看待，中国文明要放进世界文明中研究；中亚考古队的境外考古，是国内考古工作的延续，是站在东方视角传递中国声音。

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西侧的西天山南麓，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大月氏所在地位置吻合。

2016年底，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给下一年发掘工作选点，在苏尔汉河周边调查了一个星期，没有合适的遗址点。

但最困难的时候，也是黎明破晓之时。

调查的最后一天在拜松。拜松河边，考古队无意中在当地民居旁边，发现断面上有灰层堆积，细看，又发现了暴露的人骨；再向南找，还有陶片和人骨。

2017年5月，考古队在拜松河边布下了两个探方。地表下10厘米，就发现了条形石堆和人头骨。又布了几个探方，出现了四五座、十几座、20多座墓葬，密密麻麻，拉巴特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如今，该墓地发掘早已结束。随着研究成果逐步呈现，经比较研究后，考古队认为，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寻已久的大月氏文化遗存。

于丝绸之路沿线开展考古调查、遗址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王建新教授带领下，从陕西到河西走廊、新疆东天山、中亚，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为认可的“中国方案”。

向“西”行走

王建新的“西行”想法，始于1991年。

那一年，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应邀来到西北大学讲学，举办了三场与大月氏有关的讲座。和现场的中国学者交流时，樋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考古的文化遗存在哪里？”

现场竟无一人回答得出。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丝绸之路”由此全线贯通。

王建新当时全程陪同樋口隆康并担任讲座翻译。樋口隆康之问，成了王建新的“心病”：西迁之前的月氏在哪里？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中国学者给出答案。

但是，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却长期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主导。要想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王建新必须离开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适区”。

20世纪90年代，王建新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期间，对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回国后他又主持开展中日合作麟游慈善寺石窟的考古调查，对佛教考古研究积累丰富。

1995年，王建新出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教研室主任。他和同事们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制定了十六字方针：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不仅要走出陕西，还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月氏是游牧民族，王建新带领团队从研究游牧民族入手，将寻找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遗存、探索丝路沿线人群迁徙交流的历史进程作为学术目标，开启全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要想找寻一个2000多年前的游牧民族留下的生活印记，谈何容易。

当时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境内的古代月氏应该在河西走廊西部，《史记》和《汉书》都明确记载月氏在“敦煌祁连间”。

西北大学考古团队进入河西走廊开始寻找。他们发现，河西走廊西部是大片寸草不生的戈壁，间杂着一些绿洲。

在王建新看来，这样的地方只能发展以定居农业和牧业为特征的绿洲经济。月氏是游牧民族，人口规模在50万人以上，这个地方显然不适合月氏人生存。

在匈奴语中，“祁连”的意思是“天”，匈奴语中的祁连山应该是天山，也就是说“敦煌祁连间”实际上是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

在中国甘肃和新疆进行了持续18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考古队初步确认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月氏人约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期间生活在东天山地区。

“考古人一定要去现场。”王建新说，有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只有到现场去，才能找到答案；也只有到了现场，才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通过多年对当地牧民的走访和调查，他们发现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完全“游动”的，而是游牧中有定居：“牧民冬季一定会在背山、避风、向阳处定居过冬。甚至在夏季里，贵族也会定居，游牧民族的王庭因此也有夏庭和冬庭之分。”

一拨拨走访和调查下来，终于有了突破。

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南北两侧，考古队发现四处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为了最终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考古队又将目光“锁定”在西天山的西端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在西天山的周缘地带，他们通过系统调查，新发现数百处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并发掘出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基本搞清古代康居分布的南部边缘；还搭建起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保护大棚。

发现遗落

自从走出陕西，丝绸之路考古的每一次发掘都充满期待，就像开“盲盒”。

2005年，考古队在以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附近，发现了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群，这是东天山地区一个十分完整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大型聚落遗址。

“每次发掘都会有学术预期，但都会超出想象，即使和学术预期不一样，我们也不会失落，因为会有不同的发现，意外的收获。”石人子沟遗址发掘负责人马健说。

随后两年的发掘收获很大。一座石筑高台、四座石围居住遗迹和12座中小型墓葬的发掘，是整个新疆地区首次对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科学系统的发掘，其成果入选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通过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我们初步认为，在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距今约2400—2200年期间的游牧文化遗存，可能是月氏人的文化。”王建新说，石人子沟遗址群，很可能是与月氏人有极大关联的王庭遗址。

月氏人在东天山的生活移动轨迹，呼之欲出。

要想使这一认识得到证实和国际学界公认，唯一的办法是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将两处的文化进行系统比较和印证，如果能证明他们是同一群人的文化，最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王建新说。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推测，大月氏的大致位置，就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

2009年，考古队沿着张骞的足迹，追踪着月氏人西迁的路线，从新疆一路考察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西天山山脉的山前草原地带开展考古调查，全面了解了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

2013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

随后几年，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在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卡什卡达利亚州和苏尔汉达利亚州在内的西天山地区进行了连续多次的系统考古调查。

2015年，考古队在撒马尔罕市西南20公里处，发现了又一个“盲盒”——撒扎干遗址。他们在此共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五座小型墓葬和一座石围居址，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玻璃器、漆器残片等珍贵文物。

根据发掘资料和对比研究，考古队认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撒扎干遗址属于康居文化遗存。

虽不是大月氏遗存，考古队还是颇感振奋——这是中国人首次发掘到康居文化遗存。根据文献记载，大月氏位于康居之南，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

找到了康居，是否就意味着离月氏不远了？

撒扎干遗址的发现把寻找月氏的范围缩小到了撒马尔罕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区域。这时，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小城拜松进入到考古队的视野。

拜松位于苏尔汉河流域西侧的西天山南麓，和《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大月氏位置吻合。

考古队在这片墓地共发掘了52座小型墓葬，其中即便是很小的墓都有十分丰富的随葬品。

与上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在塔吉克斯坦发掘的贝希肯特墓地对照研究，考古队推断，拉巴特和贝希肯特墓地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这个文化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即所谓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其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较为吻合。

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寻已久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

刻画历史

中亚考古队不仅在丝绸之路考古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多年的考古实践就如同练兵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不少已经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甚至是陕西考古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2004年，王建新应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之邀，前去做讲座，主题是河西走廊古代游牧文化遗存。

马健是林梅村的学生，读博士一年级的时候，听了王建新慷慨激昂的讲座，便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征得王建新的同意，2005年马健加入了考古队在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调查古代游牧文化遗存。

包括王建新在内的一行八人，背着行囊到了东天山。那次考察，他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因为没有床板，县文物局给送来了门板应急，有一个板子是厕所的门，上面还写着大大的“男”字。

每天他们都要带上全部设备，负重十几公斤爬山。为了解决午饭，就背上一壶热水，带上一盒泡面。考察条件的艰苦并没有阻碍他们考古发现的脚步。

2006年，石人子沟遗址群发掘。还是北大博士生的马健，被王建新委以重任——负责整个发掘工作。

作为一个外校的博士生，不仅能够参与项目，还被委以重任。马健说，王建新的开放和包容锻炼了他。

从考古队成立之初，王建新就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凡是有志于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的人，无论国籍、单位、学科背景，都可以随时加入。

2009年毕业后，马健入职西北大学，除了家在陕西，很大程度上是对考古队的工作感兴趣。

此后，马健每年都在东天山开展考古工作，积累了很多游牧遗存考古的经验。他知道，要探索文明还需将视野拓展得更广。

天山廊道大部分区域在我国新疆，文明的交流不仅有东西向的，还有南北向的。多种人群和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要梳理这么多文明变迁交流的脉络，还要往更广大范围去寻找。

2014年，在王建新带领下，马健和任萌、陈爱东等团队骨干一起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善流域、苏尔汗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调查下来发现这里的遗存非常丰富，从旧石器、青铜时代到波斯时期、希腊化时代、贵霜王朝、中世纪等，为学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如今，马健已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任萌是副教授；陈爱东入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活跃在中亚考古发掘现场的年轻人一茬接一茬，成长了起来。

尽管国内已经有现代化、成熟的发掘方式，但在境外发掘，他们很谨慎。拉巴特遗址的第一个墓葬发掘时，他们现场手工画图、用尺子量，手动做现场的三维空间，效率很低。

参与发掘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唐云鹏，将电脑三维建模用到了现场。发掘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时，现场发掘技术也得到了检验。

因着开放和包容，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学生加入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除了国内各考古机构和大学的学科背景的考古队员，乌兹别克斯坦不少高校的师生也加入考古队工作。

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创立和推行了人才培养、遗址保护、考古发掘三结合的工作模式，毫无保留地向乌方人员传授知识和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2018年考古队发掘拉巴特时，费尔干纳大学二年级学生马娜利用暑假时间参与一座墓葬的发掘，考古队老师手把手教她。马娜准备返校前，考古队按照标准支付给她补助，但她坚决不要：“来这里就是为了学习，跟中国老师学到很多学问，这比金子还珍贵。”

遗憾的是，发掘完拉巴特遗址之后不久，中亚考古队的现场考察和发掘工作就暂停了——新冠疫情让他们无法再去现场。

考古队有了大量时间整理考察和发掘成果。从2020年初至今，考古队已有四篇新的论文发布，论证讲述月氏和贵霜的关系。

“积压下来的后期整理工作很多，这也和考古队没有稳定的队伍有关。”王建新说，尽管参与的人很多，但大都是在考察和发掘现场。2018年，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成立，但人员和机制保障还有待完善。

中亚考古不光是野外工作，需要稳定的研究人员保障后期的成果整理。“中亚的考古，不是一时的，是长期的；不是一代人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探索。”王建新说，他们要用考古学成果，重新书写丝绸之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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