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境外考古，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好声音’！”提及30年前的一场学术报告，今年68岁的老党员、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至今记忆犹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报告，其间樋口隆康问道：“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作为中国考古学者的王建新，也激发了他一路向西，前往丝路沿线探索月氏遗存的决心。

用“中国话语”阐释丝路真实历史

从东天山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王建新带领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2015年，他们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个发现令人振奋不已，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考古队又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小城拜松发现了拉巴特墓地，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的系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西迁中亚的大月氏！考古队用中国话语，为阐释丝绸之路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考古队初到乌兹别克斯坦时，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意大利著名学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如今，得知中亚考古队在这里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后，妥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不仅邀请考古队喝酒，还要商谈研究合作。这让王建新和考古队员们深刻体会到，学术研究决不能“吃剩饭”，只有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才能赢得尊重和话语权。

“要想知道文明会走向何方， 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

都说塞外好风光，但野外考古却不是想象中的“诗和远方”。在大漠、在戈壁，考古队员们忍受着太阳暴晒和蚊虫叮咬，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一天下来，汗渍和浮土常常让衣服失去本色。幕天席地是工作常态，队员们在废弃的工厂、牧民的羊圈，甚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营。大家还自己发明了“考古套餐”——一个馕饼、一根香肠，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优质版本”是再用手铲切个西瓜。

走出国门，迈进中亚，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充足的条件保障，只有陌生环境、语言的隔阂，以及一次次令人气馁的徒劳无功。然而，当过铁道兵的王建新总有一股不服输的闯劲，他常说：“真心热爱就不会觉得苦，困难和危险，只会激发我的斗志。”考古队克服了不利因素，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发掘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现场保护大棚，发现了找寻已久的极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 谈及20年的艰苦历程，头发花白的他依然满怀激情地说：“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要想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

以学术成果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这让王建新备受鼓舞。“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让我们的考古队员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觉得自己的学问有了‘用武之地’。”

自从走进乌兹别克斯坦，王建新所带领的中亚考古队始终尊重当地国情民情，创立和推行了“人才培养、遗址保护、考古发掘”三结合工作模式。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毫无保留地向乌方人员传授知识和技术，为该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苏河就是王建新指导的第一个外籍博士。2018年，他代表陕西高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学在中国”来华留学博士生论坛上发言时说，“中国的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教导我，还为我国的遗址保护、文物保护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从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大爱无私。未来，我也将会成为中乌文化交流的使者。”

与此同时，考古队对待他国的文物坚守底线，从开始发掘的第一天起，始终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全部回填保护。在撒扎干发掘工地，考古队还建立了保护板房，并安装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环境检测和安防监控系统。“各国考古队在中亚多年，只有我们会做回填这件花钱又费力的事。”王建新说，“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他们建立和推行的考古模式，得到了中亚人民的普遍称赞，也让考古队员们充分感受到来自当地人民的善意。“他们会用‘你好’和微笑表达友好，政府官员也会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感谢我们为中亚文物保护作出的贡献。”

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考古一线，王建新教授先后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候选人、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王建新教授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服务于国家建设，能用自己的一生报效国家，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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