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向“三秦楷模”路生梅张雷威同志和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学习的决定》，在全省开展向“三秦楷模”学习活动。西部网、陕西头条从3月2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展现“三秦楷模”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

中国西安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他们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为认可的“中国方案”，诠释了新时代高校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2021年2月，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当选陕西省第七批“三秦楷模”。

20余年来，这支由8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骨干教师、12名学生组成，王建新教授领衔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用不惧艰辛的稳健脚步丈量着丝绸之路，用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寻找历史印记，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

开展境外考古，发出“中国好声音”

回忆往昔，今年68岁的王建新对30年前一场学术报告记忆犹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同时又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报告过程中，樋口隆康问到：“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楚一支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踪迹；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但其考古研究却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所把持和主导……这深深刺痛了王建新。

痛心之余，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树！”1995年，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们一同画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宏伟的学术蓝图：“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做足了充分的学术准备，1999年，一支由西大考古专业专家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出了“象牙塔”，走进了茫茫戈壁，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烟里。

“走马观花，下马观花，精准发掘”，十年间，考古队数百次地往返于陕西、甘肃、新疆。王建新等人在实践中提出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2007年，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的王庭遗址的“东黑沟遗址群”，该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做到两相印证。

在1999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积极向同行们阐述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重要性。他坚定有力地提出：“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开展境外考古，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好声音’！”

“走出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陌生的国度，他既茫然又担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与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有没有外交政策支持？

“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王建新说。2009年，王建新成为了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学术研究决不能“吃剩饭”

从东天山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了乌兹别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考古队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2015年，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个发现令人振奋不已，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小城拜松发现了拉巴特墓地，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寻找已久的西迁中亚的大月氏。考古队用中国话语为阐释丝绸之路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走出去”12年，中亚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2020年12月，由西北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成果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从而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话语权。《人民日报》以“现代张骞”来形容和评价西北大学考古队员。

在国际学术届的竞争中，王建新深刻体会到，尊严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赢得的，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强是永远不败的根基。中亚考古队员们深刻地认识到，学术研究决不能“吃剩饭”，只有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才能赢得尊重，才能赢得话语权。

塞外好风光 却不是想象中的“诗和远方”

都说塞外好风光，野外考古，却不是想象中的“诗和远方”。

西域夏季干旱，是开展考古发掘的黄金时段。在大漠、在戈壁，考古队员们忍受太阳暴晒、蚊虫叮咬，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一天下来，汗渍和浮土常常看不出衣服本来的颜色。而生活用水的稀缺，又让洗澡成为一件奢侈的事，一周洗一次澡，在考古队稀松平常，无论是教授还是00后的大学生。

他们住过废弃的工厂、牧民的羊圈，甚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营。吃不到热饭，队员们自己发明了“考古套餐”——标配是一个馕饼、一根香肠，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

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考古队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发掘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现场保护大棚，发现了找寻已久的极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拉巴特墓地。

“这里有踏踏实实做事情的精神，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考古队梁云教授说，“我们常说不仅要仰望星空，还要扎进探方。在考古队里，大家都心无旁骛，专注自己的研究，尽力把工作做深做细。”

谈及20年的艰苦历程，年近七旬、头发花白的王建新依然满怀激情地说：“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

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 学问有了“用武之地”

2013年9月，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中亚考古队倍受鼓舞，决心要紧跟党和国家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时代步伐，在考古第一线为国家贡献力量。当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

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并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中亚考古队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觉得自己的学问有了“用武之地”。

自从10年前走进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考古队就尊重当地国情民情，创立和推行了人才培养、遗址保护、考古发掘三结合的工作模式。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毫无保留地向乌方人员传授知识和技术，为该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多年来，考古队培养了硕博士研究生98人，其中不乏来自中亚的博士、硕士学生。

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苏河是王建新指导的第一个外籍博士。2018年，他代表陕西高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学在中国”来华留学博士生论坛上发言，苏河说，“中国的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教导我，还为我国的遗址保护、文物保护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从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大爱无私。未来，我也将会成为中乌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国考古队员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品格，吸引了外国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的热情合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塔什干大学、费尔干大学、铁尔梅兹大学的百余名师生加入团队，更有在丝路沿线开展了数十年的西方国家考古学者寻求合作。中国在丝绸之路考古上具备了世界一流的研究实力。

在中亚考古队的推动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与乌方共建“丝绸之路人类与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联合考古队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共同寻求丝路考古的新突破。

研究有底气，对待他国的文物保护也有底线。从进入中亚开始发掘的第一天起，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就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护。在撒扎干发掘工地，考古队还建立了保护板房，并安装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环境检测和安防监控系统。各国考古队在中亚考古多年，只有中国考古队会做回填这件花钱又费力的事。“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

在中亚建立和推行的“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人才培养”三结合模式，得到了普遍称赞。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当地政府和民众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善意，大家会用“你好”和微笑表达他们的友好，政府官员也会对这群来自中国的考古专家竖起大拇指，感谢他们为本国文物保护作出的贡献。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是文化的使者，在学术交流和与当地人民交往中，播撒着友谊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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